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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随即将“奴性”和“封建余毒”的靶心，从所谓的“盲目依赖知识分子”，扭转为“对国外技术的畏惧迷信”和“对自身创新能力的极端不自信”。

    这番话，既牢牢占据了“反对帝国主义封锁”这一无可指摘的政治制高点，又为那些正在一线为国攻坚的技术人员，构筑了一道坚固的理论防线。

    “我们批判孔老二，是批判他‘君为臣纲’那套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反动思想，是批判他扼杀人民创造力和反抗精神的精神枷锁。”

    陈朝阳的声音愈发铿锵，“我们要砸碎的，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，是禁锢人民思想的旧文化牢笼。

    而不是去批判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’这个真理本身，更不是去否定劳动者，包括脑力劳动者，掌握科学知识、提升生产技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。”

    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论断，将科学技术拔高到“第一生产力”的高度，让那些试图将“技术”与“政治”对立起来的论调，在理论根基上就显得苍白无力。

    “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，什么时候鼓励过‘格物致知’？

    什么时候真正重视过能工巧匠？

    没有！

    他们推崇的是‘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’，他们维护的是不事生产、吸食民脂民膏的奴隶主贵族。”

    陈朝阳的论述环环相扣，将批判的矛头牢牢锁定在封建统治阶层及其思想体系本身，而不是掌握知识的阶层。

    “我们要清算的，是这种‘奴隶主思想’，而不是在旧社会同样受到压迫、

    凭借自身努力掌握知识技能，如今愿意为新社会服务的广大知识分子身上，去寻找什么‘奴隶思想’，这是本末倒置，是混淆了敌我。”

    这番论述极其犀利，直接点破了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，将“奴隶主”和“奴隶”区分开来，明确指出运动应该批判的是前者，而不是在后者内部制造分裂。

    他没有给质疑者继续发挥的空间，语气由论述转为不容置疑的决断，目光如炬，扫过全场，最终定格在李志雄和刘志平脸上：

    “因此，关于汉东省如何贯彻此次运动，我明确以下三条纪律，必须严格执行！！！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铿锵带着战场上令人心悸的压迫感，没有商量的口吻，更没有所谓的提意见，是直接下命令：

    “第一，批孔，就必须给我批在根子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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